第二章（鷟怎么读）

往期：第二章：舜帝南巡与南方文明（作者：张京华）一、文明与文化

二、舜帝与文明

（一）古书所载舜帝之明德

舜帝在我国古文献记载中，最为突出的记录是称道他具备“明德”。这是古史对于舜帝一生言行功业的总评。

有关舜帝“明德”的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尚书》。

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濬哲文明，温恭允塞，玄德升闻。”孔安国传解释说道：“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，信充塞四表上下也。”孔颖达疏说道：“舜既有深远之智，又有文明温恭之德，信能充实上下也。”

此处出现了“文明”一词，表达着“文明之德”的含义。“明德”之“明”为名词做形容词使用，用作定语，故孔安国解为“文明之德”。这一解释接近现代汉语。

《尚书》在历代流传中，有今文《尚书》、《古文尚书》之分，《古文尚书》又有汉代古文与梅赜古文之分，前者已佚，后者多认为伪书。而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二篇，合称“二典”、“帝典”，今古文文字相同，故不涉及散佚与作伪问题。作为《尚书》百篇之首，这的确是一大幸事。

自《尚书》之后，记载舜典“明德”的首推《左传》。《左传·昭公八年》：“自幕至于瞽瞍，无违命。舜重之以明德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言舜有明圣之德。”

《左传》之后，记载舜典“明德”的为《史记》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，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，致异物，凤皇来翔。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。”

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又载：“自幕至于瞽瞍，无违命。舜重之以明德。”这句话源于《左传》。裴骃集解说：“言舜有明德为天子也。”宋杨简《慈湖遗书》卷八说：“《尚书》称舜‘文明’，‘明’者，别贤否凡百敷见于外也。故《史记》曰：‘天下明德，自虞帝始。’”

司马迁为史官世家，父子均为太史令，具备“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”的条件，所见文献较后世为多。《史记》此处出现了“明德”一词，并表达出自舜典开始的含义。

此外，《礼记》中也有关于舜帝“明德”的重要记载。

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“子言之曰：后世虽有作者，虞帝弗可及也已矣；君天下，生无私，死不厚其子；子民如父母，有憯怛之爱，有忠利之教；亲而尊，安而敬，威而爱，富而有礼，惠而能散；其君子尊仁畏义，耻费轻实，忠而不犯，义而顺，文而静，宽而有辨。《甫刑》曰：‘德威惟威，德明惟明。’非虞帝，其孰能为此乎？”

此处所载孔子的话，虽然没有直接称舜帝“明德”，但是借助《尚书·甫刑》（即《吕刑》）一篇，间接称道了舜帝之德，使用了“明”字。同时，孔子还列举了一系列政绩，说明舜帝德行最高。后世不可及，惟有舜帝能够如此，潜在有“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”的含义。可以认为，虽然《礼记》的文献渊源（引孔子语）比司马迁早，但是因其记载详尽，恰可以视为是对《史记》“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”一语的注脚。故宋罗泌《路史·有虞氏》即指出：“故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，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。故仲尼曰：‘亡为而治，后世虽有作者，虞帝不可及也。’‘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！’”明确将《史记》与《礼记》互释。

（二）古人所阐释的舜帝之德

舜帝所具备的文明之德，自古有一专有名称，称之为“舜德”。

《史记·夏本纪》称：“皋陶於是敬禹之德，令民皆则禹。不如言，刑从之。舜德大明。

东汉王充《论衡·须颂篇》称：“虞氏天下太平，夔歌舜德。”

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西王母慕舜德，来献白环及玦，并贡益地图。”（《初学记》引）

唐张说《奉和圣制温泉言志应制》诗：“始知尧舜德，心与万人同。”

唐司空曙《御制雨后出城观览，敕朝臣已下属和》诗：“薰弦歌舜德，和鼎致尧名。”

唐元稹《谕宝二首》：“禹功九州理，舜德天下悦。”

唐马植《奉和白敏中圣道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》诗：“舜德尧仁化犬戎，许提河陇款皇风。”

宋张载《经学理窟》说：“‘钦明文思’，尧德也；‘濬哲文明，温恭允塞’，舜德也。”

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五载：程氏曰：“尧舜汤武，其揆一也。征伐非其所欲，所遇之时然耳。”“问：使舜遇汤武之时，不知如何？”“朱子曰：只怕舜德盛，人自归之。”

宋欧阳修《天爵诗》：“舜德行无倦，颜贫乐自全。”

明王守仁《象祠记》说：“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泽之远且久也。”

舜帝的文明之德，又被分析概括称作“四德”、“八德”。

宋黄伦《尚书精义》卷一：“浚哲、文明、温恭、允塞，舜之四德也。”

《朱子语录》卷七十八载朱熹说道：“‘濬哲文明，温恭允塞’，是八德。”又说：“‘濬哲文明，温恭允塞’，细分是八字，合而言之，却只是四事。濬，是明之发处；哲，则见于事也；文，是文章；明，是明著。允，是就事上说；塞，是其中实处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舜帝的文明之德还被后世用来阐释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从而将舜帝的帝王之道与儒家的中庸之学贯通起来，并具体说明儒家的根本原则：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”尧舜之道与孔孟之道合为一体。

譬如《朱子语录》卷十四载朱熹论《大学》，说道：“‘明明德’是知，‘止於至善’是守。……至《书》论尧之德便说‘钦明’，舜便说‘濬哲文明，温恭允塞’。钦是钦敬以自守，明是其德之聪明。‘濬哲文明’便有知底道理，‘温恭允塞’便有守底道理。”

宋范祖禹《帝学》卷一说：“臣祖禹曰：帝王之学，谓之大学。……故学者所以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明明德于天下，尧、舜之道是也。帝王之学，所以学为尧、舜也。”

清乾隆帝《御制文初集》卷八《执中成宪序》说：“间尝殚思《大学》一书，窃见仲尼祖述尧舜之实义焉，其所谓‘明德’者，即《虞书》所谓‘道心’也；所谓‘明明德’者，惧其为人心所蔽也。”又说：“故《中庸》曰‘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’，盖中之理无事无物而不具，亦无人而不知，是即明德之根于性而不息者，而惟舜能察之，惟舜能执之，惟舜能用之，故善与人同，合德于天地。”

此外，历代称颂舜帝之德的，不胜可数，略举如下：

西汉刘向《说苑》卷十九《修文篇》引用《史记》之言，“四海之内，皆戴帝舜之功。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，致异物，凤凰来翔，天下明德也”，推断说：“文，德之至也。德不至，则不能文。”

宋罗泌《路史》卷四十四《吕梁碑》说：“呜呼！有虞氏之明德，千古被之而无斁者，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？”

明孙承恩《文简集》卷二《鉴古韵语》说：“明德身为范，人文日与开。《韶》鸣灵鸟至，干舞逺人来。”又说：“臣惟舜，以明德先天下，制礼作乐，人文日宣，鳯凰仪而有苗格，垂衣拱手端己无为，弹五弦之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天下向化，世称泰和之治者，必先唐、虞，可谓千古独盛者矣。”

明梅鷟《尚书考异》卷二说：“‘文明’云者，大人德普之天下也。……世未有浚哲而不文明者，亦未有文明而不浚哲者。”

明管大勋《恭祭虞陵三章》：“协巍焕兮重华，开景会兮文明。”“格英爽兮明德，顾予祀兮洋洋。”

清乾隆元年祭文：“苾芬在列，备三献之隆仪；灵爽式凭，仰千秋之明德。”

清叶于梅《虞陵纪要文》：“自三代秦汉以至国朝，聿昭祀典，盖明德荐馨，以妥有侑，其来久矣。”

清樊在廷《虞陵执事恭纪》：“炎方奥处宛蓬瀛，南狩重华莅翠旌。碧涌潇澜钦过化，光摇疑蚰仰文明。”

总之，就舜帝的一生功业与古文献记载而论，其与文明、明德具有特殊重要的关联，并由此使得“文明”、“明德”、“舜德”成为舜帝的形象特征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（三）汉语之“德”与“得”

无论在古代汉语，还是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德”字的使用都非常广泛。古往今来，人类是称颂过的各种“美德”，不可胜数。因此“德”字的使用频率虽然很高，但“美德”的定义却很难界定。“德”是现代伦理学科的核心概念，但即使在现代伦理学中，其定义也难以把握。

在汉语中，“德”为意会字。古文写作“悳”，从心从直。但作为意会字的“悳”仍然不易界定。

而在古汉语的使用中，“德”与另外一个字“得”可以同音互释，从而为寻找“德”字的基本提供了一个途径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德”解为“升”，解为“登”，“登”即齐人语“得来”之“得”。

春秋时齐国人口语，说得急促时，“得”读为“登”。依据在《春秋公羊传·隐公五年》：“春，公观鱼于棠。何以书？讥。何讥尔？远也。公曷为远而观鱼？登来之也。”东汉何休注：“‘登’读言‘得’。‘得来之’者，齐人语。齐人名求得为得来。作‘登来’者，其言大而急，由口授也。”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即以“登德双声”为据，直接解释说：“得即德也。”

又如《庄子·德充符》说：“无丧，恶用德？”，也是“德”与“得”二字通假，德丧即得丧，亦即得失。

但古文“德”与“得”除了同音通假以外，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即二字同义。故《释名》曰：“德，得也。”

“得”字的基本含义为“获得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得，行有所得也。”《春秋经·定公九年》：“得宝玉、大弓。”《左传》：“书曰‘得’，器用也。凡获器用曰‘得’，得用焉曰‘获’。”

德行与获得，表明看来意义相差较远，实际上却是同一类词汇，具有同一类含义。德，德行也；得，获得也。但二字均在彳部，表明二字均与行为相关。故自古以来，就有“德者，得也”一种训释。如《集韵》即认为：“德，行之得也。”

但“德者，得也”具体解释中，又有需要梳理之处。“德”古文从心从直，与内心美德相关。而“得”古文从寸（即手）从贝，为手持货币之象，与获得财物相关。美德与财物如何相通？如何同时成立？

对此，古人大致有三种解释：

第一，给予一方有所获得。获得之“得”解释为自得，即自我获得先天的本性，或说获得性情，或说获自礼乐，于是具备德行，成为有德的人。

如《礼记·乐记》、《史记·乐书》说：“礼乐皆得，谓之有德。德者，得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有德之人是能得礼乐之情。”

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也说：“率性而行谓之道，得其天性谓之德。”

《近思录》卷七十二引程子之语，说：“得之于心，是谓有德。”

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：“子曰：‘志于道，据于德。’”朱熹集注：“德者，得也。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。”《朱子语类》记录朱熹之语也说：“德者，得也。既得之，则当据守而弗失。”又说：“德者，得也，得之于心谓之德。”

凡此数例，都是自己使自己获得之意。

第二，被给予一方也是获得。

如《尚书·盘庚》说：“施实德于民。”《礼记·月令》说：“孟春之月，命相布德，和令，行庆，施惠。”君王将实惠布施给庶民，庶民获得实惠，如此称为“德”，亦即“德政”。

第三，给予与被给予双方各自均有所得，双方共同获得。

如《六韬·文師》引太公之语，说：“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。能生利者，道也。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此处“好德而归利”的“好德”，当作“好得”，即认为人的本性为喜好获得利益。“能生利者，道也”的“道”，往往表述为“道德”，道家学派所说的“道”与“德”二字往往可以互相替换。所以太公这段话可以解释为：他认为，人的本性都趋向于获得利益，能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便是道德。如此，则君王治理天下，由使人们获利而获得道德。君王与庶民各有所获，故称“德者，得也”。

韩非在阐释《老子》“道德”之义时，也认同“德者，得也”的命题，并将给予与被给予的双方分别称作“内外”。《韩非子·解老》说：“德者，内也。得者，外也。”如此则给予与被给予双方内外均各有所得。

近人张尔田将此义阐释为“两利”，甚确。而“两利”也可以称之为“两得”。张尔田《史微》卷三指出：“圣人不言利而言德，‘德’之训为‘得’，得即利也。两利为德，独利为利。”

以上三种理解，比较而言，以第三种双方共同获得在文献中最为普遍，也最具有现代学术价值。因为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人类本性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，换言之，以诚实、和善、道德为人类本性，而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第二位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所在。但中国传统中以道德为第一位、物利为第二位，并不意味着对于物利的回避或排斥，而只是将物利放在第二位。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”实际上，以道德为第一位，并非先设立一个空洞的道德，以此来压制物利，毋宁说，道德的作用正是最大空间和最大时间上，使得更多的人们可以共同获得物质利益。对于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大包容，以及维护子孙万代长久利益的远大目光，正是道德的实际内容。在此意义上，道德便是最大包容和最为长远的物利的称谓。那么，在道德与物利之间，正是“德者，得也”的命题，将二者联系成为一个整体。

结合现代社会状况来看，近三十年的市场化，是以牺牲、弱化许多道德理念、道德设施、道德政策为代价的，其根本弊病所在正是因为现代市场化所实现的是一小部分人的物利。如果能够以传统观念为借鉴，可以认为，当社会全体的利益都得以被考虑的时候，“德者，得也”（道德即获得）的命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

由此而言，“德者，得也”观念恰好便是现代市场化的最佳参照。

但我国古代关于道德与获得的认识，尚不只如此。古代先民进一步认识到，真正的道德是无法表达的，换言之，可以言说的道德便不是真正的道德。

因为，给予者给予他人实惠，在他人为获得物利，在自己为获得道德。如果这一行为被宣传开来，则给予者就获得了名声，而名声也是一种实惠，则给予者实际上是通过给予他人实惠而交换来了另外一种实惠。那么这便不是道德行为，而是变相的交易行为。所以，真正的德，不可宣传，不可言说，不可表达，古人称之为“至德”、“大德”、“上德”。

《易经·系辞传下》说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天地之德是道德之源，这是真正的德，故称“大德”。而天地之大德无名，无言，无私，无为。

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奉斯三者以劳天下，此之谓三无私。”“高明配天，不见而章，无为而成。”“无为而物成，是天道也；已成而明，是天道也。”

以上为儒家一派的观念。道家一派在此方面观念相同。

如老子《道德经》说道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”《韩非子·解老》解释说：“德则无德，不德则有德。故曰：‘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’”《文子·上德》解释说：“天覆万物，施其德而养之。与而不取，故精神归焉。与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，是以有德。”“地载万物而长之，与而取之，故骨骸归焉。与而取者，下德也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

“上德”即没有任何收获，不需要任何回报，包括不需要道德之名，这样的德是真正的德。“下德”不忘记给予，有名声作为回报，所以不是真正的德。

孔子后裔西汉孔鲋所编《孔丛子》一书，大致融汇了儒家、道家两派的观念，说道：“膏雨之所生也，广莫大焉。民之受赐也普矣，莫识其由来者，上德不德是以无德。”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子、儒家所称道的舜帝之德，正是这种无言的、无为的、真正的德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‘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’”

如学者所熟知的，舜帝南巡，至于南方，曾歌唱南风，弹琴无为而天下治。其歌词唱道：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歌唱中的主题只有二个，即解愠、阜财，但却是舜德最典型的表露。

《史记·乐书》载：“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书·步骘传》说：“舜命九贤，则无所用心，弹五弦之琴，咏南风之诗，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。”

《孔子家语·辩乐解》说：“昔者舜弹五弦之琴，造《南风》之诗，其诗曰：……唯修此化，故其兴也勃焉，德如泉流，至于今，王公大人述而弗忘。”

西汉陆贾《新语·无为》说：“昔舜治天下也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天下之心，然而天下大治。”

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卷六说：“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而天下治。”

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说：“舜恭己无为，歌南风之诗。诗曰：……”

以上记载及学者的阐释说明，“德者，得也”的道德观念和无言、无为的“大德”观念，与现代伦理学所讲述的普遍道德学说尚有不同。这既是东方文化的特色，也是舜帝文化的特色。 （作者：张京华）

编辑：尹珺君

九嶷山舜帝陵

九嶷山三分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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